品讀李克強總理的“改革紅利觀”,特別是總理所說的“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,現在要讓這個‘利’更多地落在百姓身上”,我以為制度紅利將是重中之重。新一屆政府唯有抓了制度紅利,百姓才能再次感受到改革開放的紅利惠及己身。
就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所走過的歷程,不得不先說下改革紅利。廣義上講,改革紅利是指國家通過體制變革和機制創(chuàng)新給人類社會發(fā)展進步帶來的全部有益成果的總和。除改革紅利外,伴隨我們國家的經濟發(fā)展,還有另外兩大紅利分別為“人口紅利”和“資源紅利”——現如今,中國經濟正耗盡固有的上述三項紅利,不得不探索新的改革紅利,繼續(xù)保持中國經濟的穩(wěn)增長。
曾有文說中國經濟發(fā)展經歷了三個階段:第一個階段是1978到1989年。當時的改革說到底是放松了以前的制度管制,從而讓民間的創(chuàng)造力得以最大程度的發(fā)揮,這個時候的“制度紅利”可以看作是一個“制度解放”的紅利,就像一個彈簧一樣,已經被壓了很久,現在松一下,自然就能獲得高速的經濟增長。那個時候的“人口紅利”也不過是人的自發(fā)的創(chuàng)造力的迸發(fā),當時在中國設立工廠的跨國公司還不多,因此中國的勞動力雖然便宜,但當時還沒有體現為一種競爭優(yōu)勢。第二個階段是1992年到2004年。以鄧小平南巡為起點,中國經濟的增長呈現為政府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,各級政府都將經濟增長作為考核政績的重要標準,同時大量的外資被引進到中國來。此時的“制度紅利”體現為舉國發(fā)展經濟的制度帶來的優(yōu)越性,以及跨國公司的先進管理模式帶來的制度優(yōu)勢。此時的“人口紅利”主要體現在中國大量廉價勞動力上,“中國制造”的競爭優(yōu)勢很大程度上是廉價勞動力帶來的成本優(yōu)勢。第三階段是2004年以后,中國政府所提出的“自主創(chuàng)新”和“和諧社會”,幾乎就是對第二階段發(fā)展模式的一種反思。正如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所言,中國的經濟發(fā)展還會很強勁,但不可持續(xù)。而“自主創(chuàng)新”和“和諧社會”正是基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的。中國前兩種“制度紅利”還在起著作用,但其助推火箭的燃料已經將要耗盡,通過自主創(chuàng)新來提高公司和國際的科技水平,則為中國經濟的發(fā)展提供新的推動力。
而如今,新一屆政府之所以常提改革到了深水區(qū),攻堅區(qū),是由于改革黑洞的出現,少部分人(特別是利益集團,特權階層)通過“改革黑洞”獲得了豐厚的“改革紅利”;在這一部分人中,有人把豐厚的“改革紅利”轉移到國外,去利外國的老百姓去了;有人把豐厚的“改革紅利”再循環(huán)于“改革黑洞”,從而獲取更大的個人利益;而大多數百姓在這么一種不平等的分配制度中獲得的“改革紅利”是非常少的,時不時還會因“改革黑洞”的苛捐雜稅干搭忙活,白吆喝。
我期待新一屆領導層繼續(xù)沿著改革開放之路攻堅克難,“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”干地還利于民。從制度紅利入手,在這霧霾般的深水區(qū)中,憑智慧和勇氣,引領十三億國人,面對挑戰(zhàn),柳暗花明又一村! (中國臺灣網網友 單福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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